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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1年夏末秋初开始,日军调集了大量兵力,对晋察冀根据地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行动。
对于这次日军动员的全面扫荡,我军最初在思想上准备不足,未能充分预判敌人的大规模进攻。尽管此前日伪军对根据地的扫荡频繁发生,但因次数多了,我们也总结出不少应对经验。比如每当日军准备大举扫荡时,我军便会迅速向外线转移,在外线打几场小仗,牵制敌军,迫使其分兵回援,从而化解对根据地的直接压力。
时任晋察冀一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早年就注意并利用了这种作战规律。他发现易县境内的易涞公路实际上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划分了日本驻华两大方面军的势力范围:易涞公路以南属于北平日军华北方面军的管辖,而以北的易县以西涞源县则由隶属关东军的张家口察哈尔蒙疆方面军负责。
由于两股敌军分属不同的地域和管辖体系,他们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时间和力度并不统一,也不协调。每当华北方面军发动扫荡行动时,杨成武领导的一分区部队只要跨过易涞公路,就能在平西地区冷静观察,轻松避免被波及,令敌军对狼牙山的扫荡无功而返。
展开剩余87%然而,到了1941年夏秋之际,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日军华北方面军实际上早在1938年便有意图展开对华北八路军根据地的大规模清剿。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师部队在五台山一带开辟根据地,经过数年发展壮大,八路军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使日军经常陷入被动。
在这其中,杨成武领导的一分区表现尤为突出。他所率领的独立团是晋察冀军区最精锐的力量。许多晋察冀老兵回忆,杨成武部队几乎是追着敌人跑,遇到可以作战的机会绝不会放过,展现了极强的攻击性和战斗力。
日军华北方面军对此深感头痛,曾向东京大本营提交报告指出:“共党势力是华北治安最大的隐患。”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占领区的治安状况,认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相对较好,而华北地区最为糟糕。
从1938年开始,华北方面军就计划展开一次前所未有的综合性扫荡行动,涵盖军事、政治、文化和经济多个层面,意在彻底肃清我军影响力。
1940年百团大战爆发,八路军虽然重创敌军,但也促使日军决心执行“晋察冀边区肃正计划”。该计划特别指出:晋察冀边区西部山区是八路军的核心根据地,约有四万余敌军部队及其组织严密的群众基础,战斗力不容忽视。
1941年初,为保障计划顺利进行,日军从华中调来两个师团,优先对冀东、冀北根据地展开扫荡,目的在于摧毁我军防线,防止敌后反扑。
与此同时,日军的经济封锁导致晋察冀边区物资匮乏,特别是粮食供应短缺,百姓生活艰难,军队的兵员补充和武器装备也因百团大战后的消耗难以迅速恢复。
1941年8月底,日军判断时机成熟,依据侦察情报,突袭我军首脑机关及各军分区指挥部,试图在大扫荡前清除我军指挥体系。尽管敌方阴谋未能得逞,我军对此并未意识到这次扫荡将与以往截然不同。
9月,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集结第21师、第11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等约七万余兵力,分三路猛攻晋察冀根据地。
杨成武一分区因屡次战绩显赫亿融配资,早已成为日军重点围剿目标。大扫荡初期,日军意图围剿其司令部所在地多个村落,为保护百姓撤离,杨成武率部坚守至8月24日晚方才转移。
多年军旅经验让杨成武察觉日军正在形成对一分区的重重包围圈,但他未能及时认清此次扫荡的特殊性,仍按原计划转移至易涞公路附近的平西,这条路线他已非常熟悉。
然而,这次他们没能摆脱敌军的追击,参谋周自为甚至怀疑内部出现了奸细。毕竟大部队行动难免泄密,加之转移过程中有大量百姓尾随,其中混入敌特也属可能。
抵达易涞公路后,杨成武以其敏锐的军事判断力察觉形势异常,果断下令掉头,避免落入敌军埋伏圈,这一决定极大挽救了部队的命运。
日军司令冈村宁次事先通过侦察掌握我军行踪,在易涞公路部署重兵等待一分区上钩,杨成武突然改变路线,令日军大为意外。
在涞源县南部小村“万年冰”,杨成武边休整边排查内部奸细,发现一个乞丐携带的纯黄米异常,引起怀疑,进一步确认敌特渗透。
日军因此失去了对杨成武行踪的掌控。
根据以往经验,日军大规模扫荡行动通常不超过20天。
1941年9月中旬,杨成武判断日军撤退,便率部返回易县。但这次判断失误,日军准备充分,誓不罢休。
撤离“万年冰”后,杨成武面临去向难题,公路封锁严密,中心根据地亦有重兵驻守,原计划向平西转移已不现实。
根据《杨成武回忆录》,经过讨论,决定向南转移至完县、唐县交界的花塔山地区。此地地形偏僻,日军此前几次扫荡未曾深入,是安全的藏身之地。
途中,杨成武获知邱蔚及四万军民被围困狼牙山,立即调动24团前往支援(此处略去狼牙山五壮士故事)。
未等援军消息,杨成武急速向南撤退,因准备仓促未能侦察,抵达花塔山时,夜色中即见满山遍布日军帐篷。
日军利用飞机侦察,精准掌握了杨成武700余人的部队动态。
杨成武感叹:“花塔山周围,敌军帐篷一个连着一个,密集无比。我们辛苦奔波,结果跳入了敌人的另一道合围圈。”
更为不幸的是,花塔山附近有一所白求恩医生曾经工作的后方医院和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
如果只有杨成武一分区700余人,突围概率仍大,但同时还有冀中军区供给部百余人、白求恩医校两百多人及2000余名难民,这大大增加了行动难度。
危急时刻,杨成武带领部队从花塔山北侧下撤,在侦察连掩护下,安全通过梯子沟完成撤退。
虽然此次撤离惊险,但最终顺利脱险。原计划尽快向易县转移,但“白校”与冀中供给部因不熟悉狼牙山地形,提出向南方撤退,并请求稍作休整。
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杨成武本可强令随行,但鉴于彼此不隶属且已暂脱敌军追击,最终选择尊重对方意见。
临别时,他再三叮嘱:“切勿拖延,休息后务必迅速离开。”
杨成武率部趁夜行军七八十里,抵达狼牙山休息,并关注“白校”等队伍动态。
次日传来噩耗:“白求恩军医学校遭千余日军包围,激烈抵抗后仅五六十人突围成功。”
杨成武震惊无比。
事后得知,冀中供给部和卫生部人员已先行转移,但白校学生因停留被包围,缺乏实战经验,抵抗溃败,酿成惨重损失。
据史料记载,遇难者不仅限于白校学生,还有后方医院伤员和后勤干部,人数超过千人。
杨成武曾指示民兵清理现场,见到遍地遗骸不禁动容。因延误救援,山中狼群闻血而来,毁坏尸体。
多年后回忆此事,杨成武仍难掩悲痛:“自长征以来打过无数战役,见过许多死亡,但这次让我流泪,这场悲剧我终生难忘。”
他深感自责,若当时坚持让大家一同突围,而非妥协休整,或许悲剧能够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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